作者：北京老蚂蚁第三方股票融资
口述人：程峙（1922—2019）
访谈人员：薛刚、王立军
程峙老兵口述历史上一篇中讲了他经历南京保卫战，靠芦苇编成的排子渡过长江，逃过日本鬼子屠杀的惊险经历。本篇接着讲他后来的苦难历程。
九、狼狈逃命回家
这时我身上揣得有五块多钱。他们两个都没有钱，平时他们又抽烟，花钱多，还要往家里寄钱。我花不了多少钱，所以身上还剩有五块多。
他们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哎呀，这里有烟卖！”他们说没有钱，我说我有，给他们一个人买了一包红锡包牌香烟。那时候就抽红锡包烟，十根，一个人一包，他们高兴得很。我们又在车站买了胡辣汤、烧饼，吃饱了以后还是坐这列火车，到郑州转车，一路颠簸回到了武汉。
展开剩余93%火车快到武汉时，胡星礼说：“我们这一身破破烂烂的，怎么见人啊？比要饭的都差劲。”他说他家在日租界不远，那里有个澡堂，他叫我写个条子，拿到洗澡堂，让澡堂服务员回去找他的幺爸。他家有自己的私包车，他幺爸就会带来两个私包车，把长袍、大褂给我们拿来，我们就可以换装了。
火车到了刘家庙的江岸车站，我的小舅和外婆，就住在江岸草街90号，他们还在那里。我说我有个舅舅在这里，我就先回我舅舅那里去。
我回到了舅舅家，外婆一看到我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他们说，南京死那么多人，当官的都回来了，一问我，都说不知道，以为我死了。
见了外婆以后，我说要回去看看我祖父。这样我回到了孝感翟家湾祖父那里。祖父也以为我死了，看到我平安回来，祖父高兴地说：“你不要出去了，你这个命啊，活得不简单，何必去当兵？我供你继续读书，你长大了可以教书。”
无论祖父怎么劝说，我都不干。那个时候我会开车了，眼光不一样了，对农村看不起了。我觉得私塾里的那些四书五经、幼学什么的，读了也是囫囵吞枣，没有什么文化水平。
十、回部队重操旧业
三天后我跟祖父讲，我要回汉口去看看。我就离开祖父了,又到了汉口。我一到汉口，就去姨夫家。部队的连长、排长，都在我姨夫那里。这时候见面，他们很尴尬。南京危急时，他们连招呼都没有打，悄悄地走了。这些人本质就是那样，只想着升官发财。
他们问我还到不到部队去？我说我没路走了，我还去。这样子又跟着他们一起到了湘潭。
到了湘潭后，1938年初，我们原部队改编为200师1150团，团长胡献群，我们是第1营。200师师长是杜聿明，副师长邱清泉。
南京失守，部队的战车和坦克都丢了，国民政府又购买了意大利、法国，还有苏联的战车装备。苏联坦克九吨半重，还有一吨半的意大利菲尔特等等，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生产的小坦克。我开过的水陆两用坦克，就是由长沙一直开到湘潭。
在湘潭集中后，部队开始学开坦克，有专门的教练和教练场，大家轮流开。我学的是英国履带坦克叫威克斯，学习起来很快很容易。部队征求我的意见，开坦克还是开汽车，我说我开汽车吧。我调到汽车排开汽车了。
这支机械化部队在湘潭整训了一年多时间，然后参加信阳保卫战。我也参加了战斗。我在第7连补给排，开着德国奔驰汽车，往前方运送补给。奔驰的这种汽车既能拉人也能拉坦克，小型的，三吨水陆两用的那种，把货箱板两边撤掉，只要底盘，坦克车开上去。从陕西运到成都，就是我们那个汽车运的，我运了好几次。
十一、伤寒大病难愈
就在信阳战事吃紧的时候，我得了一场重病，患上了伤寒细菌病。全连很多人都感染了。我病得很厉害，发高烧，昏迷不醒，住进了医院。
我醒来的时候在火车上，把我拉去武汉，这一列车全是伤员。这时武汉周边也吃紧了，武汉的医院不敢接收。这列火车就一直停在武昌大智门火车站，医院负责人跟我们打招呼，说他不接收。
医院不接收，我们就下不了车，他们就把我摆在火车厕所外面。
日本飞机轰炸武汉，把我炸醒了，我想站起来，但脚下全是伤员，根本站不起身。一个伤员说：“我没有办法，没有铺盖，天气这样冷，我只能在你脚底下暖和一下。”
我每说一句话都很吃力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，只好随他了。隔了一会儿他把铺盖拉过去了。火车上卖开水的小男孩，他夹着一个水壶。我叫他：“来来来，让我喝。”那一壶水大概五六斤吧，我喝了个精光。但我没有钱。小孩说：“我妈妈还在等我，把水卖了，她买米煮稀饭。”
我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把身上第5军短袖运动服脱下来，说：“你拿去卖，可以卖几毛钱，去买点米吧。”小孩不要衣服，边哭边提着水壶走了。我很内疚，很难过，但没有钱，怎么办？
（2017年9月19日接受访谈时的程峙）
我们只有原车返回信阳。途中日本飞机追着火车跑，一会儿来轰炸，一会来扫射。列车长一看不行，就把车往铁轨上一停，拉响警报。警报一响，一列车伤病员都跑光了，只剩我一个。我跑不动，只有听天由命。
不晓得走了多久才到信阳，车站铁轨被炸翻了，火车进不了站。我只好下车，想办法回医院去。千辛万苦回到医院，才知道医院也被炸了，炸成了火海。
日军飞机把整个信阳城炸成一片废墟。胳膊、大腿零星散落地上，一片惨象；每一处房子都在燃烧。我现在回忆起来，仍然感觉非常凄凉。
我不晓得怎么办，只好到原来部队住的地方去碰碰运气。几里路，我走了一两个钟头。来到驻地一看，空无一人。我问路旁一个老太太。她说昨天晚上听到车子响，今天早上就没有人了，也没有车了。我问到哪里去了？她说不知道。
我心里那个难受啊！我才十几岁，难道就要这样死了？
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拄着木棍，折回信阳城里。好不容易回到信阳，天快黑了，我突然看到一辆200师的车子，正是我原来开过的那辆车。门徽我一眼就认出来，是我们200师的专用车门徽。
我赶紧走过去仔细一看：是营部的车子，他们正在废墟里挑拣木材当柴火。我跑过去一看，都是我认识的人。
我病得很重，声音很小，我对一个张副官说：“我是程汉鑫。”
“你是程小鬼啊！”他很惊喜。
我病得人整个脱相了。他说：“好!好!你回来就好!不怕，我们等会儿捡柴火烧锅。回头我们回营部要经过你们连上，捎上你。”
他叫两个人把我牵过去，摆在担架上，捡好柴火以后把我送到连上去了。这样子我才活了下来。那时我死的心都有了，没人管啊，谁管啊！
回到连部，原在南京当排长的钱胜江，现在当连长了。他派一个叫黄玉颖的女兵照顾我。她是高中生，我们一起当学兵的。钱连长指定她说：“你的任务就是照看他，他年龄小，不懂事，需要钱就找司务长借，有什么事就找我。”
黄玉颖照顾了我半年多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十二、趁机脱离部队
不久部队从信阳撤退到许昌，后来一直走到陕西。整个路程我都睡在车上，人快不行了，每天昏沉沉、迷迷糊糊的。
到了陕西西安的灞桥，部队住在孙蔚如老家的村庄里。吃住问题解决后，部队恢复了以往的训练状态。那时都是三操两讲，我一直病着，没有出操，也没有上课。
半年后，我们由灞桥搬到瓜洲村一带，配合西安七分校教学、训练。
1940年我们整个部队又调到成都，我们连驻扎在北教场，还是配合军校训练，一直搞到1942年，我才离开这个部队。那时候我当上排副了。
十三、押车重庆失败
成都的店面都开放了。我穷害怕了，听战友讲，开汽车来钱快。那会儿我年轻，又没结婚，只想开车赚钱，把生活搞好，不愿意干装甲兵。装甲兵少尉才42块钱，吃一包红锡包的烟都得一块几，钱不够用，我就不干了。
我想去借新车来开，想开车找钱吃饭。我脱离原部队，跑到暂编汽车兵团，当上了汽车兵。
汽车兵是搞军运的。汽车兵连连副叫冯玉兰，原来是我们装甲兵团里面的上士班长，我是中士。我们接到一个任务，押送十辆军用吉普车去重庆。这些车都是美国造的，送到战区当指挥车。
我和我们连副两个人搭档，连副负责带队，我负责押队。我们连的汽车兵都很年轻，很多以前是装甲兵或者炮兵，开新型的吉普车走崎岖山路都没有经验。结果不但没有按时交车，路上还事故不断，故障连连。十辆车到了重庆时只剩下三辆完整的。
我是负责押车的，留在了贵阳。冯玉兰跑回来对我说：“我们要遭进监狱，十个车子翻了七个，交通司都晓得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坐这个牢，大不了不干了。”结果他被抓去坐牢了，听说最后死在牢里。我跑到成都的航空委员会里，开小车去了。
十四、转投汽车兵团
我那时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只要有个能混饭吃的地方就行。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成都的参谋学校，在新南门。我前前后后在那里干了一年左右，又回到汽车兵连。因为原装甲兵里面有个排长叫王家华，他此时是汽车兵连的连长。他叫我去帮他。
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既然有这样的关系，我就由成都一下子跑到昆明去了。
以后暂编汽车兵团改为汽车兵13团，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，整个团调到西北。到了西北后王家华非要我当排副，我当了几个月，真的不想再干了。国民党军队里官阶界限很厉害，我又不是黄埔出来的，有时候军饷也发不下来，大家都靠挣外快维持生活，这样的日子很没有意思。所以，我借机请个短假离开了部队，再也没回去。
十五、总得贵人相助
1948年我回到成都闲居。到了1949年，一个原来在南京的同事，也是当勤务兵的，叫尹伟忠，他在重庆第四补给区当汽车动力连连长。他给我写信说：“你来协助我吧。”
这时我成了家，我妻子是我在新南门航空委员会开车时，别人介绍我们认识的。那时她叔爷在新南门附近开了一家茶馆，她在那里帮忙。她比我小两岁半，我们1946年在成都结婚。
正巧此时我妻子生第二个孩子，难产，我耽误很长时间才到重庆，找到尹伟忠。尹伟忠说：“哎呀,你来晚了！排长啊、连副很多缺都补齐了。你要么跟我当司务长吧？”我说：“司务长这个干不来了。”
他叫勤务兵给我端点米来，拿点钱来，按月送到我家里。我说：“这算啥子哎？”我没有接受。
有一个原来在航空委员会开车的同事，自己开了一家商车行，当了老板。他看到我有困难，主动把他准备结婚的房子让给我住，我正好借这个时机，等我弟弟来重庆。
我从南京跑回老家后，弟弟一直缠着我，要跟我一起当兵。我没有同意。我回武汉后的第三天，弟弟就离家出走了，一个人跑到外面流浪，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，才回到武汉二姨夫家里。
我在重庆后，二姨夫劝弟弟到重庆来投奔我。他们以为我是开车行的大老板哪。弟弟到了重庆，我只好把他安排到了尹伟忠的连里当了一名上士。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，参加进藏，还入了党。
十六、脱籍部队求生
1949年重庆解放，到1950年8月份，我遇到原来在汽车兵13团一起开车的山东人邵华，他此时已经是解放军的一员了。这次他们部队由西北进军西南，他来到成都。一天，我们在走马街碰到了。他得知我赋闲在家没有工作，也没有生活来源，就给了我五元钱，让我和妻子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。
结果搞了几个月还是没有搞下去，又失去了生活来源。邵华又找到我说：“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们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，我不知道这两年里你在做什么，所以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困难。”好像是考验我的意思。
之后他把我正式介绍到十八采购站当驾驶员。当时采购站里有两部老式日本汽车，我们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修理，可以上路了。这时邵华征求我的意见：如果这两部车算公家的名义，驾驶员可以穿上军装按照军人的供给制待遇；如果按照私人车辆，那就是商车待遇，工资可以高一点。
我考虑到家里老婆孩子，负担很大，就选择了商车待遇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我跟祖父在日租界看到“华人和狗禁止入内”大幅标语写在那里。那时我十一二岁，就想：怎么把华人和狗并在一起说呢？感觉不是滋味。一个国家不强大，老百姓就要受罪，抬不起头来。
我这一辈子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糊里糊涂的，为了吃饭去当兵，最后逐渐受到教育，慢慢成长，懂得一些事了。一个国家要富强，才不会像从前那样任人羞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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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简介：王正兴，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第三方股票融资，曾在步兵分队、司令部、后勤部等单位任职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。其倾心力作《这才是战争：抗美援朝（第一卷）敌我详情及初战》现已出版，获得解放军档案馆、国防大学、军事科学院、清华、北大、浙大、国防大学、军事科学院、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的肯定和订购。后续各卷正努力写作中。《这才是战争》和《这才是战争·将略》还有少量余书。有关信息敬请关注公众号“这才是战争”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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